马拉松悲剧背後的健身時代:身體形塑、中產焦虑與朋克養生
马拉松赛事在近来10年有一個飞速成长。從1981年到2000年的30年間，我國只有7個都會举行马拉松赛事；進入21世纪，特别是2010年月以来，马拉松赛事数目则逐年爬升。中國田径协會颁布的数据显示，天下马拉松及相干路跑赛事從2014年的51場增加到2019年的1828場，5年時候数目增加跨越30倍。不管是赛事数目、赛事范围，仍是参赛人数，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冲破。一些热點的马拉松赛事，乃至由于报名流数高达数百万，而呈现“抽签摇号”的情景。作為消费社會景观之一种，健身在中國社會的鼓起，实在也就這二十年的事變。跟着中國經济社會的成长和中產阶级的勃兴，健身行業成长驶入快車道。艾媒咨询陈述显示，自2015年至2020年，中國健身俱樂部的市場價值在不竭上升，2020年到达1230亿元。《2020中國健身行業数据陈述》显示，海內介入健身的人群由2019年的6812万人增加至7029万人，老人保健食品,健身生齿浸透率為5.02% ，市場增加潜力庞大。
那末，健身到底是若何热起来的？人们經由過程自我身段的严酷辦理，依靠了甚麼，又试圖扭转些甚麼？
健身已成為一种時尚和糊口方法
家國的身體與身體的解放
對身體的定名、争取和辦理，有着积厚流光的傳统。身體，不但是肉體與心灵的综合，也是一個丰硕的能指；在分歧的社會语境下，涵义分歧，目标分歧。
漫长的傳统社會并未繁殖出對身體科學主义式的樂趣，人们對身體的認知“是一种心、气、神、志交通的意味體、隐喻體”。“從中國儒學對付身體的概念看，中國人對身體历来不是‘客观’察看的，由于中國人認為不存在一個纯洁的躯表现象，中國人把身體看做文化意味意义上的‘虚实體’（阴阳连系體）”。前人不在乎繁重的肉身，對肉體的熬炼被视為“末學”，以致于近代西方體育傳入時，還被冷笑為“不入流”。同時，身體也不属于小我，家属作為最首要的社會单位，是人伦與世道的出發點，個别凭借于家庭，固然也包含身體，正所谓“身體發肤，受之怙恃，不敢损伤，孝之始也”。
從“家的身體”酿成“國的身體”，始于近代。彼時的有识之士認為，國度病了是由于國民病了，國人體质的孱弱是致使民族走向败落的首要身分。俞祖華、怀培安执笔的《优生·强身·尚武：近代身體史视域下的民族回复思惟》具體阐述了近代身體观的變迁。19世纪末外文报刊所刊文章利用了“东方病夫”的说法，被《時務报》译成中文，讓“东亚病夫”一词广為傳播。康有為指出：“我中國民数四千万，比于欧洲十六國人数倍之，诚大地莫强之國也，然民庶愚弱，祖國不克不及强”，“臣尝沉思其故，盖有民而自弱之也”。梁启超则在1903年颁發的《新民说·論尚武》中指出：“合四千万人，而不克不及得一完整之體魄，呜呼！其人皆為病夫，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”，“我以病夫闻于世界，手足瘫痪，已尽失防护之性能，工具诸國，莫不磨刀霍霍，內向而鱼肉我矣”。1917年4月，毛泽东在《新青年》上颁發《體育之钻研》一文，指出“體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”“欲文明其精力，先自蛮横其體格。苟蛮横其體格矣，则文明之精力随之”……身體的疾病叙事，也由此成了“五四”時代小说創作的一個首要特性，好比鲁迅的《狂人日志》《孤傲者》《藥》都提到了肺结核，郁达夫的大部門小说触及到常见性疾病，疾病俨然作為國民性羸弱的隐喻而存在。
《汗青、身體、國度：近代中國的身體构成（1895-1937）》，黄金麟，三辉圖书丨新星出书社2006年8月版
從晚清到“五四”，常识份子纷繁思虑若何經由過程“优生”“强种”“人种改進”以扭转民族“劣败”的運气。身體成為國度的东西，是國度的方针，同時也是國度的成果，對身體的革新成為核心议题。台灣學者黄金麟的《汗青、身體、國度》一书，记实了20世纪初叶长达三十年的國民身體革新活動，其分為三個阶段：1902年至1919年的军國民活動；梁启超的《新民说》（1902-1905）中倡导的“新民”身體革新活動；1915年新文化活動所夸大的公民教诲，和厥後的“复活活活動”對公民身體的形塑。固然它们的号令各不不异，现实上却殊途同归，都因此國度强盛為目标身體“军事化”進程，以期經由過程加强國民身體本质来重振中國的國際竞争力。身體是政治化的身體，是可决议國族運气的身體。
身體的政治化經由過程公共體育落实
1949年後，這类政治化身體的思绪依然保存，其凸起的關头词還是“革新”。經由過程對身體和思惟的革新，塑造社會主义“新人”，身體是政治东西，也是阶级编码。泛博的工农阶级，由于身世的“明净”而具有政治上的上風職位地方，他们成為國度的主人、進入政治的中間，并經由過程爱國卫生活動與公共體育目标的推行和落实，得到身體的干净和康健，以更好地投入到新政权的现代化扶植中。與之相對于，常识份子阶级由于身世問题必要思惟的“革新”，而思惟的“革新”是經由過程身體的“革新”来表现和实现的：一轮又一轮的自我反省和自我革新活動，始终與劳動慎密相连。
對常识份子的思惟革新，也要經由過程體力劳動完成
進入80年月以後，跟着政治、經济的鼎新和科學常识的進一步普及，身體起头朝向個别化、科學化迈進。這一進程并不是一挥而就，好比曾一場“气功热”就囊括了整其中國，一時候各路大家被顶礼跪拜、相干出书物汗牛充栋、大众場合到处可见闭目冥想的修炼者。交融了中醫、阴阳、释教、玄門、技击等理論或修行技能的气功，带有神秘主义和类宗教性子，恰如學者成庆指出，從新审阅昔時的气功热，必要從“摄生”與“信奉”两個层面去察看。一方面，“鼎新開放以後經济逐步規复正常，公家@起%P4HiN%头對康%Y3Hre%健@和寿命越加剧视，這类‘世俗性’的幸福認知，使得摄生成為很是風行的時尚”。這時候，對身體的認知几多從團體主义摆脱，带有小我利己的诉求；另外一方面，“文革竣事後，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松動，使得‘政治信奉’主宰社會糊口的場合排場有所扭转……小我生命信奉的‘真空’由于政治豪成人頻道,情的退潮而忽然展示出来，大師起头将注重力集中在‘康健’、‘醫疗’等與生命慎密相干的范畴。”
90年月，跟着南巡發言後鼎新開放的深化，本位主义進一步突起，消费主义也使得國人的身體观和@康%Y3Hre%健观起%P4HiN%头@與世界同步接轨。健美操等新兴的活動方法成為一時潮水，披着科學和時尚外套的健身正式進入并深刻普罗公共的糊口空間，也在康健以外同時参加了审美的元素。
健身：把握身體與自我奴役
毫无疑难，康健是健身的重要目标。
英國粹者保罗·弗伦奇和马修·格莱博配合撰写過一本浅近但成心思的书——《富态：腰围扭转中國》，論证了都會化過程、新兴的消费文化、以辦公室為中間的现代事情方法，若何使得人们的可安排收入不竭增长而時候却愈来愈不敷用，并致使肥胖問题產生。肥胖凡是被認為是繁華病，是西方發财社會才有的病症，但该书却总结出了“中國社會繁華引致的發胖時候表”：1982年，中國只有7%的人超重；而到了1992年，這一比例便翻了两倍到达15%，至關于十年前的两倍；而到了2005年，中國肥胖人士已到达了7000万-9000万，而且每一年還以600万-1000万的人数激增。
《富态：腰围扭转中國》，[英]保罗·弗伦奇、马修·格莱博 著，贾蓓妮、關永强 译，浙江大學出书社2012年5月版
如今转头看，這個数字其实不是耸人听闻。國度卫健委公布的《中國住民養分與慢性病状态陈述（2020年）》显示，我國6-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别离是11.1%和7.9%，加起来是19%，几近每五其中小學生就有一個“小胖墩”。
日趋提高的饮食程度、脑體分手的劳動情势、不竭成长的糊口技能和愈發周全的本錢压榨，讓现代人變得“一動不動”。诚如英國生理學家詹姆斯·兰姆登在《泰晤士报》上撰文所言：“现代人已習气了按需辦事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操作的技能和愿望立即获得知足，這是不康健举動的三個泉源。”在“996”“超等巨细周”的高压事情模式下，不少白领常常在工位上一坐就是十几小時，事情時代三餐根基靠外卖解决，一部手機解决各类需求……因而，现今都會身體愈来愈多地表露出各类亚康健問题，并显现着年青化的趋向。恰是在這类实際隐忧下，健身起首在這些都會身體上操作起来——究竟结果有足够的科學功效都在证实健身之于康健的好处。
但也许更首要的是，健身同時也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渠道。美國社會學家黛布拉·L.吉姆林在《身體的塑造》中写道：“身體可以或许作為权利節制的领地，但同時也能作為抵當的手腕，也是构建和重构今世自我的一种路子。”對付都會身體而言，肉體康健不但可以增长精力上的意志力、耐力和自傲，走出工位到户外、到健身房的活動，更是對压制事情的一种逃离，健身的他们再也微創植牙,不只是流水线上螺丝钉，而規复作為一個详细的人的主观能動性，防止被本錢夺走身體的全数。而且對付女性而言，在某些情境下，健身另有助于其冲破傳统男性谛视下“白瘦幼”的审美，經由過程把握身體自動权，得到對美的界说的权力。
《身體的塑造：美國文化中的标致和自我想象》，[美] 黛布拉·L.吉姆林 著，黄華、李平 译，广西師范大學出书社2010年10月版
不外，吊诡的是，在對身體辦理的现实操作中，谛视的眼光却從未消散。特别跟着拍照术的成长和普及，當每小我的手機均可以修出精巧的高清大圖後，健身有時就只是為了博得别人称许的眼光和朋侪圈里的點赞。罗兰·巴特在《明室：拍照札记》说：“人像拍照是個交锋場。四种想象出来的事物在那邊交汇，在那邊冲突，在那邊變形。面临镜头，我同時是：我自觉得我是的那小我，我但愿人家觉得我是的那小我，拍照師觉得我是的那小我，拍照師要用以展现其艺术才能的那小我。”作為得到自我認同的一种渠道，健身當然可以驱動個别成為更夸姣的人，但另外一方面也可能致使健身者迷失于真实與虚拟之間，把空幻的自我看成真正的自我，“以本身和本身的身體作為爱的工具”（弗洛伊德界说的“自恋”），以“仿拟的主體”代替“真正的主體”，沉沦此中不成自拔。
是以在很多人那邊，健身酿成一种自我“奴役”。他们健身或许只是為了讓微信活動里的步数“都雅”，他们加入马拉松為的只是一次自百家樂賺錢,拍，也就呈现了替跑、讓渡号码布、抄近路、偷偷利用交通东西等風趣的情景。有人固然便宜力很强，天天严酷精准節制着饮食的摄取——由于“所有食品都已落空了其原始的意义。它们再也不是讓人馋涎欲滴的甘旨，而是被切确计较成含有几多卵白质和碳水的養分素”（《新周刊》）——却再也不是為了康健，而仅仅是為了一身标致的肌肉。女性不但没能冲破“白瘦幼”审美，反而背上更多的审美桎梏——天鹅颈、胡蝶背、马甲线、蜜桃臀、女團腿……健身繁殖了新的谛视，也助长着新的身體規训，就像青年學者董牧孜所言：“人以辦理物的方法辦理本身。它是一种辦理學，而不是摄生學。它讓你感受好一點，看起来好一點。”
健身的APP化與数据化的健身
阶级的炫示與自设的幻觉
在當下的健身热衷，中產阶级明显是阿谁无可撼動的主體。
艾瑞咨询在一份關于新中產人群的陈述中，形貌過新中產的群像：根基為有車有房一族，房產資產总值人均500万以上，汽車均匀采辦代價25万元以上，跨越九成新中產人群有出國遊履历，而新中產平常休閒勾當的TOP3之一即是健身。《2019跑者查询拜访陈述》亦显示，43.8%的跑者在2019年有過YKS沙發,观光参赛的履历，傍邊12.9%的人整年总付出跨越1万元……
究竟上，早于中國一百多年的西方健身房文化，也是在中產阶级的拥趸下成长起来的。19世纪下半叶，瑞典大夫古斯塔夫·詹德從荡舟、登山等體力劳動中罗致灵感，设计呈现代健身器械的雏形。19世纪末，這些器材傳播到美國，那時《纽约時报》记者有些惊奇地评價道：“每件装备盘踞一間装配精巧的大房間，這些房間里呆板挨次排開，門外汉一看還觉得是精心设计的刑房，而非大夫的辦公室或健身房……”那時美國正在向後工業化社會變化，體力劳動為主的工人阶级人数起头削减，白领阶级正在突起，詹德声称本身的呆板是“匹敌默坐式糊口和隔断的辦公室两大恶魔的预防辦法”，正好逢迎了久坐的白领适用需求，大受接待。
1895年《纽约時报》對詹德健身器材的專版先容
逢迎白领的不但仅是适用需求，也包含作為阶级的一种标记。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曾提出“區别”理論，一個阶级在發展進程中，必要經由過程經济本錢、文化本錢和社會本錢肯定本身的身份，并将本身與其他阶级區分隔来，至于中產阶级，文化區别是他们的習用伎俩。文化本錢又分成三种情势：身體形态、客观形态和轨制形态。身體形态文化本錢表示為小我的审美意见意义、學识教化、風采技术等，它是一套培養而成的偏向，經由過程社會化而加之內化，附着在小我的身體上，可以經由過程堆集而習得，但没法經由過程奉送、交易和互换的方法举行傳承。是以，不管是康健的體格、优雅的举止仍是博學的認知，都成為了中產出力“堆集”的內容。
就像伦敦大學學院傳授阿兰·拉萨姆写道：“慢跑能讓中產阶层樂成地把本身同颓丧、烟酒不离身的左倾年青人和脑满肠肥、乏味老拙的右翼富翁和政客區分開来。”很多中產健身仅仅是為了表现和炫示阶级身份，以是他们热中的健身活動以离開普罗公共為请求之一，大師跑步我爬山，爬山公共化了我就赛马，越是艰巨小众的活動，越是中產自我修炼、自我超出的勋章。
健身之于中產還象征着更多。2016年，《金融時报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：“跑步已成中國中產阶层的信奉，讓他们在空虚的糊口中找到意义。”“空虚”和“發急”是中產阶级广泛的精力状况，跟着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的转型，和辦事型經济的創建，大大都中產阶级不以出售劳動力為主，而因此常识、技术等人力本錢為立品之本。常识成為第一出產力，專業和技能職員的人数不竭扩展，中產阶级在職場中确立了优胜和面子職位地方，并以此為傲。可跟着技能突飞大進的改造和人工智能的普及，脑力劳動者的功效极可能难以跟上技能前進，或等閒就被呆板代替，與市場上的體力劳動者比拟，中產阶级愈發成為具有高档常识的便宜劳動力，很多人以“穷忙族”“社畜”自称，事情聊胜于无，又没有逃离的勇气。离動工作場域，他们還不能不面對房價、育儿、養老等压力，疲于奔命、苦不胜言。
中產阶级并不是上流阶级，他们没有足够的财政自由抵當一切危害；他们也不是社會底层，其“反懦弱”能力广泛低于底层——究竟结果底层已失无可失。夹在两者之間的中產，上升无望，下跌的惯性却在不竭加大，只是他们俨然已没法想象和顺應底层的糊口了。犹如走钢丝的人，他们必需陪伴着發急和不安，不遗余力保持均衡。
身體是所剩未几的可以節制的辦理選項，而且是本錢與收益可预期的正比投資。同時，身體可以或许赐與中產把握與主导的想象，恍如身體變好了，人生也會随着變好。埃里克·霍弗在《狂热份子》颇具洞见识写道：“當咱们的糊口岌岌可危，彻底无力節制咱们的保存情况時，就會执着于認识的糊口方法。咱们經由過程把糊口模式固定化去匹敌深深的不平安感。借此咱们给本身制造了一种幻象：不成展望性已為咱们所顺從。”
《狂热份子: 大众活動圣經》，[美] 埃里克·霍弗 著，梁永安 译，抱负國丨广西師范大學出书社2011年6月版
不成展望性真的被顺從了吗？一些人简直經由過程跑步等健身活動，得到更多幸福；但更多人只是收成了一堆幻觉，就像其健身自己也是一种“幻觉”，借用社交媒體上的風行说法即“伪装健身”。《2017年青人消费趋向数据阐發陈述》显示：年青人的人均活動消费1743元，健身卡人均消费1001元，此中活動设备人均花704元摆布，但他们每一年只去7次健身房。不少中產具有健身卡，买了若何讓财產增值的常识付费的內容，但他们很少走進健身房，就像他们不會真的把付费內容看完。更有人落入“朋克摄生”的轮回，熬最长的夜，敷最贵的面膜，一邊畅饮肥宅快活水，一邊跑步機汗流浃背，健身和摄生早已不是自發的糊口習气，而成為一种打卡式的自我安抚。
幻觉的构成，不满是由于懒，更多是由于累。之于“996”的“社畜”而言，天天扣除事情和通勤時候，業余時候其实有限，精疲力尽以後，是不是另有精神和動力撸铁，天然必要打一個問号。健身究竟结果不同等于追剧刷短视频，它必要延续投入時候和汗水，經常是乏味而痛楚的。“伪装健身”，只是折射了他们“巴望變好”的向往，虚构出一种把握自我的感受。也恰是在這個意义上，诸如“跑步教”“健身教”之类的戏称，更显示出几许恰到好处的象征。
朋克摄生的健身
冷笑或自嘲是轻易的，只是在一個无從安宁的期間里，己身的肉體已經是唯一的依恃，這未尝不是一种低微又可悲的权力？
作者系文化评論人、剧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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